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旗人家庭，其父亲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牺牲，母亲靠替人浆洗衣物将他抚养成人。他凭借天赋与勤奋，最终走上文学道路，以《骆驼祥子》等作品享誉文坛。然而，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与创作轨迹。

烽火南渡——一位文人的抉择与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彻底撕裂了华北的宁静，抗日战争自此由局部冲突升级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面战争。在这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际，无数中华儿女或投笔从戎，或以文艺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老舍当时正在青岛潜心创作，并于当年8月赴济南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战争的阴云迅速南压，同年11月，济南沦陷在即。面对去留的抉择，老舍毅然作出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决定：抛下安稳的教职、告别挚爱的妻子与年幼的儿女，只身携带一只简陋的提箱，踏上南下武汉的征途。这一去，非为逃难，而是赴难。

冯玉祥将军闻知此事，感佩其志，特作诗相赠：“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这首质朴的诗，生动勾勒出一位书生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凛然气节与炽热肝胆。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老舍对自身责任的深刻体认——当民族面临存续危机时，任何个人与家庭的安逸都显得微不足道，知识分子的笔杆必须化为刺向敌人的利刃。

抵达武汉后，老舍迅速融入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核心。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战争背景下凝聚了全国不同党派、流派、地域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在4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众望所归被推举为总务组组长，实际主持文协的日常会务工作。这一职务，他连选连任，直至抗战胜利。从此，他不仅是作家老舍，更成为抗战文艺阵线上一位重要的组织者、协调者与实干家。

然而，战争初期的老舍也曾经历创作的迷茫。隆隆炮声与同胞的鲜血让他原有的文学构思显得苍白无力，他感到必须书写战争，却苦于缺乏直接的战场经验。他坦言：“蜗牛负不起战马的责任来……我只好放下笔！”这种坦诚的焦虑，恰恰映照出一位严肃作家面对历史巨变时的真诚与责任感。但他并未沉溺于困境，而是迅速找到了新的方向：既然长篇小说的创作暂时受阻，那就转向更直接、更迅捷、更能深入大众的文艺形式。他坚信：“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而这心声必须让最广大的士兵和百姓听见、听懂、听进心里。

笔作刀枪——文协旗帜下的文艺轻骑兵

老舍对抗战文艺有着清晰而坚定的定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这一观点，确立了抗战文艺人民性、战斗性的根本原则。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军民，成为他一切行动的指南。如何服务？他提出要“立竿见影，有利抗战”。这意味着文艺作品必须追求时效性、鼓动性与普及性。

基于此，老舍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创作转型。这位以精描北平世态人情著称的小说大师，开始潜心钻研起大鼓词、河南坠子、相声、数来宝、山东快书等曾被许多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曲艺形式。在他看来，“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这些形式的作品短小精悍，创作周期快，易于在街头、茶馆、兵营、乡村迅速传播，正是理想的“文艺轻骑兵”。

从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老舍以惊人的热情，创作了大量通俗文艺作品。他出版了作品集《三四一》（内含3篇大鼓词、4出京剧和一篇通俗小说），另有多篇唱词、小调、旧剧剧本问世。他的鼓词创作紧贴战局，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愤怒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如控诉其烧杀抢掠，以唤醒民众的国恨家仇，打破苟安幻想；二是热情讴歌中国军民的英勇战绩，如《二期抗战得胜图》中，他以朗朗上口的韵文，生动描绘了潼关、临沂等地的战斗，歌颂了抗日将士们“一天杀死敌五百，两天就死整一千”的威风，极大地提振了民心士气。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在相声领域的开拓性贡献。他不仅是创作者，还是表演者。他与作家梁实秋搭档说相声的故事，已成为抗战文坛佳话。老舍创作的《卢沟桥》《台儿庄大捷》《骂汪精卫》等相声段子，直接取材于时事，语言幽默泼辣，讽刺犀利到位，将敌人的丑态与汉奸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笑声中凝聚了抗争的共识与力量。同时，他还运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成功改编了《地理图》《报菜名》等传统相声，使其承载抗日内容，让旧艺术焕发了新生机。每当有募捐义演，老舍的相声节目往往是压轴的热点，剧场里笑声与掌声齐飞，这笑声，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宣言。

通过这些努力，老舍实践了文艺“为士兵、为百姓”的誓言。他将高雅的文学语言转化为市井街巷的口头语，让抗战的道理随着鼓点与笑声，渗入到社会最基层的角落。这正是他“笔作刀枪”理念最生动的体现。

北上之旅——黄土高原上的发现与震撼

1939年6月至12月，作为文协主要负责人，老舍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行程跨越重庆、西安、洛阳、襄樊（今襄阳）、兰州、青海、宁夏、绥远（今内蒙古部分地区）等地，最后抵达此行的终点——陕甘宁边区。这次长达5个多月、行程两万余里的艰苦跋涉，对老舍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途中他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山洪险情，可谓九死一生，但这些风险更坚定了他用文字记录时代的决心。

1939年9月，慰问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呈现在老舍眼前的延安城，并非想象中繁华的西北重镇，而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断瓦颓垣”。日军的疯狂轰炸几乎将这座古城夷为平地。然而，澳客app官网在这废墟之上，老舍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蓬勃向上的生机。这种生机不在砖瓦之间，而在山沟窑洞之中，在辛勤劳作、歌声嘹亮的人们身上。

在随后创作的长诗《剑北篇》——他一生中唯一的、长达3661行的这部史诗性作品中，老舍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记录这次延安之行，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作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最早、最集中的诗化书写之一。

他写道：“看，那是什么？在山下，在山间，灯光闪闪，火炬团团？那是人民，那是商店，那是呀劫后新创的：山沟为市，窑洞满山，山前山后，新开的菜园梯田；噢，侵略者的炸弹，有多少力量，几许威严？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到大河两岸！”

这段充满画面感与节奏感的诗句，精准地抓住了延安精神的核心：毁灭不了的生命力与乐观坚定的抗战意志。敌人的炸弹能摧毁建筑，却摧毁不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双手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山沟为市，窑洞满山”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直观体现。而那无处不在的“歌声”，则成为延安留给老舍最深刻的听觉印记，象征着这里昂扬的士气、高度的组织性和文化动员力。

在短暂停留延安期间，老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在欢迎晚会上，他首次听到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深受震撼，赞叹其“气魄真大，好热情！”他也被“拉歌”上台，即兴清唱了一段平剧（京剧），与延安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亲切交流。他还参加了文艺座谈会，介绍了大后方文艺界的情况。这些亲身接触，让他对延安“崭新的天地，崭新的人”有了更为具体而深刻的感受。

在《剑北篇》中，他特别记录了延安的文化生活：“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连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他注意到，这里的文艺创作紧密与抗战结合，与群众结合，充满了原创活力与务实精神。这与他所倡导的“抗战文艺为军民服务”的理念高度契合，无疑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共鸣与鼓舞。

《剑北篇》——心潮的诗化与抗战的史诗

《剑北篇》的创作本身，就是一段艰难的历程。这部作品不仅是地理上的游记，更是诗人心灵与抗战时代共振的产物。老舍尝试用一种贴近民间说唱艺术的“大鼓体”进行创作，追求“行行用韵、一韵到底”的音乐感和通俗性，这是他“文艺大众化”理念在诗歌领域的又一次重要实验。

然而，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耗损了他的健康，1941年春，他因严重贫血和头晕一度被迫中断写作。他曾雄心壮志计划写就万行，最终因身体原因，只完成了28段，共3661行，于1942年5月出版。尽管未竟全功，但这部作品已足够璀璨。

《剑北篇》的视角是宏大而统一的。无论描绘壮丽山河、历史古迹，还是记述各地见闻、风土人情，诗歌的焦点始终凝聚于“抗战”这一时代主题。正如诗中所言：“我们要写，墨是血，笔是刀，把英雄的事迹，胜利的信条，铭刻在历史的心上，使千秋百代永远崇高！”它是一部用诗歌铸就的抗战精神纪念碑。

其中，对以延安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的描写，构成了这座纪念碑上格外鲜明、富有朝气的篇章。与诗中同样提及的其他战区、城市相比，老舍笔下的延安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明快”气质。这里没有悲观的叹息，没有颓丧的情绪，有的只是“开山”“开田”“耕田”“抗战”的实干与歌声。这种气质，源于他对边区军民那种乐观、自信、充满创造力的精神面貌的深切感知。诗人臧克家后来回忆，老舍曾感慨延安之行使自己“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这“开心窍”，正是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精神给他的思想与艺术视野带来的冲击和拓展。

永恒的记录——老舍、延安与民族精神

回望老舍在抗战时期的生命轨迹与创作道路，从只身赴难的决绝，到主持文协的辛劳；从创作通俗文艺的探索，到延安之行的震撼，再到《剑北篇》的呕心沥血，他始终将个人的才华与命运，同国家的危亡、民族的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并非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生动、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所在。那是轰炸后依然升起的炊烟，是山沟里传来的纺车声与读书声，是窑洞前嘹亮的抗战歌咏，是军民一心、开荒生产的火热场景。老舍用他诗人的敏锐眼光和小说家的细节捕捉能力，为我们定格了那个特定历史瞬间的延安形象：它是苦难的，更是坚强的；它是简陋的，更是充满希望的。这个形象，与他对抗战军民精神的礼赞一脉相承。

《剑北篇》作为这一历程的结晶，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在于它的历史见证意义。老舍之子舒乙指出，这是新文学史上首次用长篇诗歌形式描绘陕甘宁边区，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文学实验”和“史诗性”记录。这份记录，因其文学的真诚与历史的厚重，成为我们理解那段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壮阔岁月中，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文艺抗战实践的一份珍贵遗产。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26年第1期

作　　者：刘效仁

责任编辑：刘迪 陈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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